四台遗址为中国北方万年文化史提供最新实证

日前，“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揭晓，全国共有六处遗址入选，河北尚义县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位列其中。四台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该遗址所见成组房址、陶器及成熟的石器压剥打制技术等，为中国北方万年文化史提供了最新实证，同时也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旱作农业起源、人类群体从流动性向定居形态转变等一系列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对探索中华文明根系等课题具有重要意义。

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直接证据

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一直是考古学和人类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者的角度看，可以视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形成以及农业、陶器起源问题，即探究新石器时代形成和发展的动因和机制问题。近年来，围绕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考古研究，我省考古学家进行着不懈探索。

四台遗址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提供了直接证据。四台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石井乡四台蒙古营村南，面积约15万平方米，是近年冀西北地区发现的一处面积较大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0年起至今，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其持续开展了考古发掘研究，发掘面积1700平方米，发掘房址40余座，出土陶、石、骨、贝、角类遗物800多件，文化遗存可分为5组。

在四台遗址第一组文化遗存中，发现了6座距今万年左右的半地穴式房址，面积7至10平方米，平面近方形或长方形，同时还发现有浅坑灶、柱洞和灰烬堆积。第二组文化遗存中，同样发现了4座半地穴房址和较多的骨针、骨锥、骨簪等。“明确的半地穴性房屋，摆放有序的器物，都告诉我们北方的人类在距今一万年左右已经开始创造宜居的生活。这些成组的房址也是北方地区最早定居村落的实证，说明人们的生存方式从旧石器时代的流动性栖居向新石器时代早期逐渐定居的发展转变。”四台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赵战护介绍说。

四台遗址考古发掘同样也证实了适宜人类定居的环境。通过对房址中出土的木炭、动物骨骼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获得15个万年左右和10余个9000多年的系列测年数据，发现的植物遗存种类包括蒿属和藜、禾本、菊科等，花粉组合则指示这一时期气候温凉偏干，周边古环境为适宜人类生存的山地草原环境，有一定的河湖水源。

“第一组、第二组文化遗存，地层关系清晰、测年数据连续，都体现出连续发展的过程。”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文瑞介绍，在房址中发现的舌形两面器、楔形细石核、锥状细石核以及大量细石叶与工具，继承发展自泥河湾盆地一万余年的楔形细石核技术传统，表现出文化与人群的连续性，为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提供了直接证据。

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实证

在人类文明起源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农业起源。旧石器时代，人们依赖狩猎为生。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生存方式逐渐转向开发利用原来没有或忽视的植物资源。四台遗址中粟、黍碳化颗粒，陶器、碾磨石器等的发现，为北方农业起源提供了实证。这里的“北方”，考古专家认为是西辽河流域和燕山南北广大区域。

“在这些成组的文化遗存中，出现了大量磨制石器。石磨盘和石磨棒在房址内成为常见器物，石铲作为掘土工具，磨制更加精细化。”张文瑞介绍，四台遗址出土的磨盘、磨棒和石铲类掘土工具数量急剧增加，表明距今7600年前后，该地的古人类已经开始了驯化农业，是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实证。

用碾磨石器加工禾本科植物种子，是人类对植物资源强化利用的体现，也是先民不断调整技术形态适应农业新环境的体现。而陶器的出现，人类学家普遍认为，同样促进了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并改变着人类的居住方式。

四台遗址出土的遗物中，就有大量陶器。赵战护介绍，第一组、第二组遗存中有部分陶器残片，陶色为灰黑或灰褐色，纹饰有压印的窝点纹、折线纹、网格纹，个别饰有浅刻划纹，可辨器形有筒形罐、板状器等。第三组文化遗存中，陶器主要是素面夹砂小平底筒形罐、附加堆纹筒形罐。

“四台遗址中陶器、磨盘、磨棒和石铲类掘土工具的出现，以及所发现的粟、黍碳化颗粒，说明在这一时期，人类经过长期摸索，已认识到粟黍类等农作物具有种植、储藏和食用价值，粟黍类等农业种植或已趋于成熟。”张文瑞介绍，陶器的出现，还意味着蒸煮食物出现，除烧烤熟食制品外，增加了熟食物品的种类，说明人类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

地区文化交流与互动的见证

张家口是北方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之处。比如我们熟悉的“万里茶道”，有学者认为这条商道大约不晚于宋元时代就出现了茶叶贸易。而今，从四台遗址等考古发现及考古调查来看，张家口以北地区这条人类通道，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前或者更早。

四台遗址中出土的大口尖圜底罐，陶罐砂粒较细，烧制火候较高，陶质坚硬。经专家研究，这件大口尖圜底罐，与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卡林加河口、叶尼塞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大口圜底罐器形、纹饰、制法十分相似，展现了四台先民与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互动。

在四台遗址、阳原于家沟遗址发现的石核、细石叶等细石器，也广泛分布于内蒙古高原，最远到贝加尔湖周围地区。张文瑞介绍，这些文化遗存反映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来自贝加尔湖的一些居民不断沿这条通道南下，抵达内蒙古高原南部，有的在河流阶地或湖泊周围定居下来，与生活在附近的人们交流融合。当然，也有来自于我国内陆的一些居民沿着这条通道北上，将我国内陆的文化因素传播到贝加尔湖及周围地区。

此外，四台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压印纹饰中的类“之”字纹、网格纹、窝点纹等文化因素，在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太行山东麓易水流域的北福地一期文化中，均得到延续和发展，并具有相似的文化因素，可能是“之”字纹等纹饰的源头之一。赵战护介绍，这一发现，突破了以往对我国北方区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为燕山南北和西辽河流域找到了共同的文化根源，将两大区域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大的考古学文化区——燕辽文化区，这为更加全面和深入理解该地区后续考古学文化谱系即史前社会发展演变奠定了基础。

下一步，我省考古工作者将继续对四台遗址本体进行发掘，开展聚落结构、年代分期、文化面貌、动物、植物、环境、地学等考古研究，进而持续开展华北北部农业起源研究，旧、新石器时期过渡动力机制研究，让四台遗址真正成为万年文化的标识。